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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王安忆(下):生死皆有週期,遥想文学运动

时间: 2020-06-15 浏览量:857

专访王安忆(下):生死皆有週期,遥想文学运动

在香港,作家难以成为正职,多数写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维生;而在中国,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係密不可分(自毛泽东以来,文学都被视为政治的工具),写作者进入作家协会体系、成为专职作家的情况屡见不鲜,王安忆亦是其中之一。1987年,王安忆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工作,之后陆续于上海作协、中国作协担任要职。作家进入体制,是否会改变其创作的立意?我们无法轻易判断。但肯定的是,长期置身于社会语境的王安忆,对文学与人的境况自有一番观察。


女性日常︰八卦之中见文学

王安忆的诸多作品,如《长恨歌》、《桃之夭夭》,都以女性为主角,对女性的命运有着深刻的体察。王德威在〈海派作家,又见传人〉一文中曾说道︰「……经过三十余年情慾管制、性别中立的政策后,大陆文学的情色论述要到八〇年代中期,才得初具规模。而对女性身体、慾望及想像疆域的重新界定,更不是容易的事。」王安忆写女性,其形象、性格、慾望都细腻而丰厚,这也基于作者长久以来的观察︰「女性比较有戏剧性,女性的故事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」她坦言不太喜欢男性的故事——官场、做生意、打仗,男性是长期盘踞社会舞台中心的角色;反之,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更易成为书写的主体︰「女性爱聊八卦,闺蜜坐在一起讲的是家长里短;文学也是八卦,是无用的东西。」


儘管今日女性的地位已有很大提升,但她们还是要面对更多的障碍。「社会愈来愈功利,愈来愈现实地运作,女性的身份就会愈来愈边缘。当女性走到社会中心时,大家也会发现,实际上是社会要求她们向着男性的标準靠拢。」大陆电视剧中,常有被成功男人抛弃的家庭妇女,摇身变成职场女性,再去和丈夫对抗,王安忆看后不禁感歎︰「这个社会体系愈来愈男性了。」像是「小三上位」,看来是个女性夺权的机会?王安忆却看到「凡成功的男性必定要有几个『小三』」,两性之间的权力还是倾斜的。


回想八十年代起文学推崇人性,表面上顺利推翻了古旧的伦理道德,解放情慾,但是否也无意间令真正的「女性平权」之路更为曲折?文学与伦理两难,折返于虚构与道德之间的矛盾,一直缠绕在小说家心中。


从写到教︰遗憾不会讲广东话

见到写作中潜藏的矛盾,同时意识到写作教育的必要性。2007年,复旦大学开设「文学写作硕士」学位,王安忆成为该专业的导师之一,自此展开了写作教育之途。


王安忆的文学写作课从来不是静态的。在复旦教书时,她曾带着学生四处「写生」,去过虹口区的鲁迅故居,摸索弄堂、五角场(抗治时国民党建立的上海新资)、文人住所,并要求学生撷取其中元素,虚构故事。而在香港教书,因时数有限,王安忆就尽可能将课堂变为讨论场一一斟酌每个学生的作品,因为写作中「一个人的问题也可能是所有人的问题」。


「音乐、美术都可以教,但很多人都怀疑写作教育。小说是一门隐蔽的技术,也有技巧可以学习,但若技术太强,则会变成类型小说——儘管写类型小说也需要天赋。」文学教育之难,传授者要掌握有度,又要理解每个学生的长处和缺陷,在「十分钟学会写名着」的年代,像王安忆一般耐心地贴身教授写作的老师,是少之又少的。


香港中文大学的授课时间只有十週,王安忆数次蹙眉感叹︰「上课的时数太少了,还未能记住全部同学的名字。」但即便如此,认真读完所有学生功课的她,还是能透过文字辨认出学生的作品。「我们的课上香港学生比较多,但我不会说广东话,这是一个遗憾。如果能说,学生应该会更愿意跟我讨论。」王安忆教写作,不求学生个个成为大家,而是想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,在讨论中与他们一同发掘写作的困境、克服的方式。


文学太精緻,寿终正寝或有时

在校园执教多年间,王安忆也发觉有志从事文学的年轻人愈来愈少︰「美学是无用的东西,在这个时代,我们却无法跟人说无用的东西。青年的追求不同了。」


不可否认的是,文学的价值确实随着外部世界的发展而受到冲击。图像时代来临,相片、影片快速而直接地记录情景,文字写景则成了长篇累牍,容易被读者快速跳过。素以大篇幅环境描写着称,王安忆认为文字写景有其独特意义,但也面临危机︰「文字描写不仅要人看景,更重要的是读者体会阅读文字本身的乐趣。鲁迅写『有两棵树,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也是枣树』。为何说得这样啰嗦?只因文字中还有韵律。然而文学的乐趣太精緻了,可能会寿终正寝。」


「有声电影出现之后,卓别灵会很失落。但要知道,儘管无声电影消失了,但卓别灵的哑剧艺术留下来了。语言在今时今日显得艰涩而没有效率,说不定小说也就要失落了。东方不亮西方亮,每件事情都有週期。」週期变换,生死有时,文学不得豁免。对此我们无法提出怪责,而应尝试理解这种更替︰「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时代都培养作家。八、九十年代对文学有很大帮助,而现在却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,不是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。」王安忆坦然面对文学的险境。


社会需要文学运动

既说现在不是文学的时代,那幺曾经有过的那个「文学时代」面貌如何?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,因应政治环境改变,「伤痕文学」、「知青文学」、「反思文学」等文学门类纷纷涌出,到了八十年代中,「寻根文学」运动更是引发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美学高峰。以韩少功、贾平凹、李杭育等作家为起始,「寻根」小说家们调查村史、探索黄河源头,表面上在寻找文化根基,实际上却是拓宽文学题材和写作的可能,如王安忆所言,他们试图「将文学拉回本位」。


「『寻根运动』的名字源于韩少功《文学的根》一文,概念确立于『寻根』小说出现以后,且专指小说这一文学门类的运动。这场运动,最重要的成果是创造了一种文学的品质——从前文学必须具备政治的控诉和反思之用,现今它不再作为社会性的需要,而是(单纯地)体现人对文学的理想。」王安忆对寻根运动的记忆还十分清晰。


「文学运动把最精英的写作者聚到一起,使他们互相呼应,也一下就把我们从旧有的敍事状态里拉出来,抵达全新阶段。」回忆起当年众多小说家不停发表、相互阅读的风潮,王安忆很是怀念︰「五、六十后的作家,正好碰上思想解放,人生经验累积了不少,感情也很饱满,市场化还没有来临,市面上没有那幺多奖项,但那时候文学生机勃勃,气象不可阻挡。」


然而回看当下,社会不支持美学,却强调另一种价值观——用量化的形式评论价值、效率。〈情感的生命〉一文中,王安忆曾批判市场散文「最文雅的字变成最粗俗字,最精闢的字变成最常用的字」。简单化、商品化的文学成为主流,强迫语言文学也有高效率、也跟从一个不可思议的「量化标準」,对文学造成不小的创伤。


「文学运动是很重要的。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文学运动了。」王安忆说时平静,但听者也感受到其中的波澜。运动的出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,并非易事;如今文学又面临市场的挑战、价值危机,谁也无法预知前路。然而在这个「说不出个过去,现在,和将来」(《长恨歌》)的境地里,我们并非走投无路,毕竟王安忆还说过︰「万物自有週期,此时由盛到衰,之后又会慢慢兴起。」这不是绝望的哀声,而是一场又一场漫长等待开始的号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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