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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王安忆(上):生活太烂了,小说如何写下去?

时间: 2020-06-15 浏览量:266

专访王安忆(上):生活太烂了,小说如何写下去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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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下午三点的阳光都是似曾相识,说不出个过去,现在,和将来」,这是《长恨歌》里的经典一幕。此书作者王安忆,于2017-18学年受邀来到香港中文大学,教授小说写作课程。趁此机会,「虚词」在中文系的办公室拜访了这位产量颇丰的作家,时间恰是下午三点;访谈亦随着王安忆的思绪,穿梭于无法明述的时间流之中。


办公桌前王安忆坐得端正,头上扎着髮髻而显得干练。敲门入室时,她昂起头看着我们,闪现出一种独特的警觉。王安忆的办公桌摆设质朴,檯面上有些许文件,电脑长期关着,还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机。被问起是否刻意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,她轻轻回答:「要读的书那幺多,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,对新技术便不是很有兴趣。」王安忆是这样的一位创作者,朴素而直接,利落且敏锐。


文学精英的边缘意识

王安忆与香港的渊源颇深。1983年,随母亲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归来,她便第一次来到香港。此后,王安忆发表了《长恨歌》、《天香》等作品,在华语文学界广受关注,亦受邀参加不少香港的文学活动,也在多间院校担任驻校作家、教授小说写作。小说《香港的情与爱》里,主角老魏心中曾想过:「积蓄香港经验,就像在往临时的空房子里添置东西」,或许也暗示着她自身与香港的微妙关係。


问及对香港的第一印象,王安忆的感受却并非常人所道的繁华、商业。彼时住在北角三联书店招待所,她从民居生活中见到了香港更市井的一面:「来到香港后,我看到了繁华后面的世界,因此对这里的华丽印象就有些褪色。」中国人喜「大」,推崇宏观叙事、书写正史,王安忆却着眼于日常精微之处:坐在马路牙子上的老人、站在弄堂后巷里的女人,都是她暗中留意的对象。从她的视角看出去,常能收穫到焦点以外的风景,而这也体现着她的边缘叙事美学:「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另类的东西,比如J.D.沙林杰(J. D. Salinger)的《麦田捕手》、纳博科夫(Vladimir Nabokov)的《洛丽塔》,都在描写社会规则之外的人。然而这一百年来,人类生活却愈来愈体制化、格式化。」批量生产的生活模式叫人不安,也令她预见我们的写作对象将随之变得愈来愈单调。


王安忆说,理想的小说是要呈现不入流的人物、旁门左道的事件,让秩序以外的事物成为小说的主体。这或许也与她的边缘身份有关——幼年住在南京军区大院,一岁时举家移居上海,外界的语言听不太懂,到了学龄被迫要学上海话,但直到现在也讲得不算流利。王安忆笑说自己一生操作「上海口音的普通话」,没有正统的口音;而她心中秩序之外的故事,也在这混杂的语境中生成。


道德线外,以虚构创造美学价值

文学小说写甚幺?对王安忆而言,「病态人格」、「畸形情感」都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元素,承担着文学「破格」的要义。在课堂上,她推荐学生读《洛丽塔》、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,试图透过文本探讨,找到当今学生关心的话题。结果不难预料:凡与同性恋、禁忌之爱有关的文本,都引起高质量的讨论,这也引发了她的思考:「虚构与道德底线之间,有着複杂、微妙的差距。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面世之后,挑战也随即出现:我们该如何对待伦理和美学?」谨慎的王安忆不愿轻易将两者剥离,而是尝试提出疑问、釐清箇中关係:「创作是否要遵从社会现实?如不需要,我们又应遵从甚幺来进行虚构?」就此问题,她指出非虚构有着明显的道德标準,而美学不然,它的标準应当独于现实之外。


米兰·昆德拉曾在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中写道:「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这幺傻,那就应当放弃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,并思索这些丑闻,一直思考到底,哪怕它会使我们对于甚幺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。」在突破禁忌与扑面而来的质疑中思考,或是为了华丽地「走出这个世纪」。王安忆忆述,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也常有对禁忌的挑战,每一次的「突破」实际上都带有对道德的挑战。时至今日,社会问题层出不穷,不知当年的破格创作是否也为此埋下过种子?


「小说是想像、虚构的,又是要参照现实的。这也是现在小说写不好的原因——生活太烂了。」王安忆真是一针见血。小说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体现,还应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期望,然而当生活卡住了想象的脖颈,小说应该如何继续写下去?对此难题,她却自成一套方法:「虚构写作建基于现实,但更需要想像力,材料的『价值』应完全由作者赋予。」写作的同时,作者还须反复思考:为甚幺而写?要写成甚幺样子?让不堪的现实与虚构能量衔接、并行,从而应对美学与道德之间的难解命题。


某些故事能够自行发酵

小说基于现实而写,要赋予现实材料「价值」并不容易。王安忆写小说,从不堆砌或强求粘合素材,而是任凭故事在脑中发酵,逐渐生长成作品。


最为读者们熟悉的《长恨歌》,也是发酵得来的作品之一:「《长恨歌》的原型,其实是我很早以前看到的一个社会案例,过了十几二十年我才坐下来写,这时才发现记忆已经变形了。能够变形,也是因为它本身拥有一种能量。」写作高度自觉的王安忆,却鲜有抄写笔记的习惯,反而将不同事件一股脑儿放在心里,不怕遗漏、淡忘:「好的东西总会自己留下来」。


然而不是每件事都有机会发展成一部好的作品。王安忆自认是「投资型」的作者,要看到事件生长的机会,才愿投入去写。可是有机物的生长不能全然预期,有时想写中篇,后来发现能源不足,只好缩减篇幅;也有些作品如《匿名》,本打算写成短篇,写的时候却犹如「走进一个很小的洞口,才发现里面很大」,最后洋洋洒洒写了三十几万字。「写作发酵」过程看似随机,其中却蕴含着作者多年积攒的功力。


每位小说家都有不同的创作方式。席间我们提到香港作家黄碧云,写作前常作大量资料搜集,沉浸在素材的时代世界里。王安忆捕捉到其书写特性:「黄碧云写《烈佬传》时,与书中的周未难(囚犯志荣)接触了好多次,她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体验的作者,能进入自己书写的世界里。」反观她自己,写作时则多带有「操作」的成分:「我还是与写作对象保持一些客观的距离」,这是王安忆投入写作的方式。两位小说家都从现实事件中撷取元素、进行发酵,唯前者着重主观感应,后者则较为冷静、抽离;这让我们看到小说家也有不同型态。


写小说比上舞厅快乐

写作中的王安忆是孤独的,她不断强调「一个人生活」的状态:「写小说是一个人的工作,你一个人安排这些情节,这些人物都是不存在的,都是无中生有的。」写作不比拍电影、演话剧,没有集体配合,有的只是一个人、一支笔,孤军作战,王安忆亦即自己创作世界中的文字统帅。


然而外部世界光鲜、好玩,不断考验着写作者的耐力:「我年轻的时候也会去玩、去旅行,或晚上在歌舞厅玩到深夜,但回头想想,还是没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比写作更有趣。若不让我写作,一切都没甚幺意思。」王安忆不是清心寡慾的隐居者,但比起招摇的外部世界,她更愿意沉入内心继续书写。为了让这种写作的热情得以稳固延续,自二十年前开始,她便坚持每天早起写作,恪守时间规律,每天写作的「满意度」也成了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之一。


「我可能是那种特别喜欢写作的人」,作家略带腼腆地说。写作四十载,个人生活与外部局势几经变迁,简简单单的一句表白,也隐含着对文学、写作的诸多疑问。生活继续烂下去,小说何以继续企盼未来?书写建基于初心,思考紧追而来;写作虽是一人劳作,那一个人,也在面对着整个世界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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